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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道家崇尚自发状态不同，敬是一种高度自觉的精神状态，在这种状态下，有战战兢兢、如履薄冰之感，要严肃敬畏，收敛身心，使自己的身心不可外驰，专心一意于本源之地。

他批评程颐之说未当，承认人人都有道心，也有人心，圣人不能无人心，百姓不能无道心，实际上是对个体意识（还不能说是完全的自我意识）的肯定，人欲也未便是不好，只是不能违反普遍的道德意识，而应当自觉地符合道德意识。人们都知道，儒家以天（自然界及其最高主宰）为最高存在，但人和天并不是分离的，更不是对立的，毋宁说儒家所说的天，是人化的自然，但这又不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人化自然，而是人的本质的投射。

而且具有物质欲望，是生物学的感性存在，因而具有个体生命的价值。问题不在于有无人心，人心作为内部知觉，也是一种意识。未发不仅是一种精神状态，而且首先是一种精神存在，已发则是表现出来的精神现象。王夫之也讲仁义之心，但不是把仁义等道德原则说成内在的道德意识，而是以心知其仁义而后为仁义之心。这是一个基本的假设或预设，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对精神现象的种种分析。

二者是自在和自觉的道德关系，特殊和一般的关系。朱熹之所以引用这句话，作为《中庸章句》的总序，也不是偶然的。它只重视解决人与人的关系而不重视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，只重视人的道德价值而不重视人的认识价值。

天地以生物为心，天地之大德曰生，这看起来是目的论的说法，实际上是用有机论的观点解释自然界的一切生成和发展，是一种生物学的目的论。因此，儒家虽然很重视人，但这样的人只能是社会群体中的一员，而不是个体的人。由于这种理论忽视了人的智性，忽视了人作为认识主体的本质存在，因而具有极大的局限性。但这是指长期积淀（姑用这个名词）下来的文化心理结构而言，实际上整个文化传统又是在历史中形成和发展的，就是说，文化结构的稳定性也是历史的相对的。

所以，为仁由己，而由人乎哉。理学家完成了形而上学本体论，把人的存在和宇宙本体合而为一了，但人要实现其本体存在，必须经过心的自我超越，即所谓大其心以合天心。

事实证明，如果拒斥西方思想文化中积极而有价值的成果，固守东方的儒家文化，或者以儒家文化为本位去溶化西方文化，不仅不能实现现代化的经济，而且不可能建设现代化的文化。只有这样，才有可能发现其积极作用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认为，必须了解儒家思想文化的基本特征，即了解它的基本性质和功能，才能说明它同现代化的关系。但是内圣之学只能解决精神世界的问题，并通过精神境界的提高来调整人与人的关系，它并不能解决现实社会中的所有问题，更不能代替物质生产和政治原则等问题。

相同的一面是，它们都以人为中心，都要解决人的存在和价值的问题，但是解决的方式和出发点又决然不同。易简而天下之理得，易简既是天道，又是心的功能，诚和性则是心的本体存在。它不需要西方那样的宗教，但是却起到了宗教的作用。其次，从儒家学说中能否推出科学思想？我看也不大可能。

对于统治者来说，就只有靠他的内圣之学即道德品质行事了。正因为人有心，才能为天地立心。

因此，它不需要理性的思辩，不需要逻辑思维，也不需要经验实证，只要直觉体验就可以了。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只能是以服从上下尊卑关系为原则的伦理型人格，而不是独立型人格。

正是这种不同形成了两种思想文化传统。这也就是说，必须在文化开放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儒家思想的现代化。所谓美，无非是善的自我感受自我体验，因此都是以善为基础的。所谓万物一体，当然不是完全回到自然界，同万物没有区别，而是按照伦理原则（礼或理）调整人与人的关系，使之和谐一致，儒家重视人与人的关系，正是通过心性之学，使人们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及其地位，并自觉地践行这种伦理原则。第二，科学技术的成果并没有得到实际运用（农、医、天文之类除外），也没有产生实际效果，只有当它冲破儒家思想文化圈，进入一个新的文化背景，才真正发生了实际作用。按照这种学说，完成道德人格才是最高理想，治国平天下只是它的作用或结果。

东方的儒家思想，只强调超越感性的个体的自我，实现本体存在的真我，这一点只能在主体自身之内完成。它把身和心、形和神看成是不可分的统一整体，是身心一元论而不是西方那样的身心二元论，它把自然界和人、主体和客体看作是一个有机整体或系统，而不是对立的两极，因此，这种人文主义又具有自然主义的特点。

它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可能起积极作用，也可能起消极作用，这里的关键是，能不能进行现代的解释和转换。有些学者说，儒家提倡个体人格的独立，主张在道德面前人人平等。

正因为如此，儒家学说没有也不可能发展出法治和民主思想。它的最大的理论成就是，确立人的道德价值，并且把人提升为宇宙的本体存在，建立了形上道德论和道德主体论。

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就是在这种矛盾中发展的。这种以社会伦理为本位的思想文化，只能是道德主义的文化。中国从19世纪后半期就开始提出向西方学习工业化的口号，但是终于没有进入近代社会。仁作为最高的德，是人所具有的，不是由外在的天神所启示或赋予的。

但这并不是说，儒家思想毫无意义、毫无价值，更不是一具僵尸。在东方，既没有西方那样的宗教文化，也没有西方那样的逻辑理论和实证精神，原因就在这里。

但这既不是物理主义的，也不是心理主义的，毋宁说它是基于心理而又超越心理的理想主义。心既是存在范畴，又是功能范畴，作为存在范畴，它是人的自我超越的本体存在，作为功能范畴，它能够自我认识、自我体验、自我评价，从而实现真正的自我。

这种平等以等级关系为前提，实际上并不平等。但要解释，首先必须理解，而任何理解和解释，既有既成的历史的出发点，又有主体性特点。

那么又如何解释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呢？这确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。一方面，它是人人具有的普遍原则，也是人的意志自由。毫无疑问，儒家思想文化是人文主义的，也是人本主义的。自然界的法则和秩序需要人来建立，自然界的目的性需要人来实现和完成。

朱熹说，仁者以天地生物之心为心，人心能主宰宇宙万物，这不是从外在的目的性说的，也不是从认知理性的意义上说的，而是从自我超越的本体论意义上说的，他的心体用说和心统性情说，就充分表明了这一点。一是追求宗教的彼岸世界，实现永恒的幸福。

儒家学说提倡以人为本，但是它从人的情感意志出发，重视和强调人的内在的道德价值，强调人的自我肯定、自我完善、自我完成、自我超越，这实际上是伦理道德型的人本主义。人的道德本性或者被说成是生而具有的，即自然赋予的。

由于儒家思想片面强调道德理想而忽视人的智性，排斥认识功能和物质欲望，因此它不仅不能适应现代化的需要，而且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，甚至容易走向反面。因为儒家的人本思想有很大的局限性，它不仅不重视科学技术，而且向来轻视科学技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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